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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总论

【贺来】哲学以何种方式改变世界——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40周年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这一镌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警句可能是马克思卷帙浩繁的着述中影响最为深远、流传最为广泛的名言。40年前,我们国家围绕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行的思想大讨论,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启了中国40年来社会的大变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历史文献以及围绕其所展开的哲学和思想争鸣,成为当代中国以哲学的方式影响和改变社会进程和发展方向的经典个案,甚至可以说,把这一事件放到整个近代以来人类思想史和社会发展史,也堪称哲学“改变世界”的值得纪念和回味的经典范例之一。毫不过分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凸显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真谛和精髓。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开端,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一种哲学的方式参与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并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力量,切实地发挥了“改变世界”的作用。

今天,我们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大讨论暨改革开放40周年,当年的具体历史条件已不可复制和重现,但对于哲学而言,它彰显的一个重大课题却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意义:哲学与我们所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究竟是什么关系?哲学究竟应以何种方式介入和参与现实社会进程?或者说,哲学应以何种方式改变世界?

揭开封闭整体的“裂口”:为“改变世界”开辟道路

充分发挥哲学的反思批判本性,揭开封闭整体的“裂口”,从而为“改变世界”开辟道路,这是哲学改变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

哲学改变世界,只能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而哲学的方式意味着,哲学始终是一种“思想”,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和“物质力量”,但无论在表现方式和存在方式上,哲学首先直接的是一种“理论”的“批判的武器”。作为“批判的武器”,哲学改变世界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打破事物的封闭循环,揭开封闭整体的“裂口”,使之暴露自身的非自足性和非完美性,从而推动其突破曾被视为神圣不可逾越的绝对的界限。哲学先行揭开了事物的“裂口”,并促使人们自觉到这一“裂口”,而一旦人们意识到这一“裂口”,其后果就如同马克思所说:“谬误在天国为神所作的雄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声誉扫地了”②,这就为“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和“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从而为“改变世界”、推进人与社会面向未来的新的可能性开辟了道路。

众所周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最为重要的历史背景是“两个凡是”的盛行和人们对它的无条件迷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样描述这种历史背景:“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这即是说,“两个凡是”意味着存在某种自因自足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它构成了人的思想和行为不可逾越的界限并规范和决定了社会生活的全部形式和内容,正如该文所述,它要求人们的全部生活躺在“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

这种历史背景,正是法国哲学家巴迪欧所说的“哲学性情境”。巴迪欧对“哲学性情境”做出这样的规定:“哲学情境的第一个定义是:弄清选择,做出决断。哲学情境的第二个定义是:弄清真理与权力之间的距离。”③即是说,面对特殊的历史课题,哲学必须做出选择,必须弄清其追求的真理与占据绝对控制和支配地位的、对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实施专制和压迫的“权力”之间的距离。这种“哲学性情境”,为哲学介入当下,改变历史和现实提供了契机和空间。

正是充分把握和利用了这一“哲学性情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为“改变世界”,为推动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找到了最为切近、最有力的方式,那就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认识论原理”扯开了那些“现成的条文”的“裂口”,使“凡是”失去了其神圣的色彩,随着“裂口”被揭开,其对现实生活的规范力量和支配地位随之坍塌和丧失,新的可能性世界于是向人们悄然敞开,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也在此“情境”中得到了充分显示和发挥。

“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所以能够扯开“裂口”,最关键和要害之处在于它发现了使“现成的条文”显露“裂缝”的有力切入点,即与僵死的“现成条文”相对立的活生生的“实践”,以人“实践活动”为基点,前者的非自足性和非完整性将暴露无遗:生活实践总是“全面而丰富的”,与之相比,任何思想原则和理论话语都是“片面”而“抽象”的;生活实践是包含和容纳无限“异质性”的“大全”,与之相比,任何思想原则和理论话语都是“同质”的“同一性”;生活实践总是显现为不断面向未来的“历史性”,与之相比,任何思想原则和理论话语都显现出相对“凝固”的“非历史性”。因此,相对于生活实践,一切理论都是有限和相对的,后者具有基础性和本源性的地位。生活实践所具有的异质性、全面丰富性、历史性等等,意味着任何思想教条和理论话语都无法获得对它的“终极”把握,企图从有限的思想原则和理论话语出发,以生活实践这一“无限的总体”为认识对象,去实现对它的“总体性”规定,必然导致对生活实践的僭越和抽象。

可见,在实践活动的平面上,“现成的条文”和被绝对化的“凡是”性思想原则和理论话语赖以存在的自我闭合的圆圈和循环在根本处被击破,它们不再是自足自因的、不可挑战的神圣偶像,而是根源于实践活动并被实践活动所制约和规范。这也就是说,由神圣思想原则和理论教条的自我迷恋和自我崇拜所编织而成的虚幻整体被实践活动所炸开,它必须向生活实践保持开放以获得自己的内容和形式,正是在这种敞开中,思想原则和理论教条的“裂口”和“漏洞”被清晰地显示,它失去了对于现实生活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曾经拥有的规范力量和指引功能。在此前提下,面向未来的社会变革才成为可能。

40年过去了,随着学术水准的提升和反思深度的拓展,人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提出了种种学理上的商榷和质疑,但过分纠缠于细节,其结果是淡化和模糊了其“改变世界”的哲学意义。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这一“哲学事件”最重大的意义之一是撕开了抽象教条和神圣偶像的“裂口”,从而为“改变世界”铺平了道路。它最恰切地显示了哲学“改变世界”的方式,最本己地体现了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这才是我们从中最应该反思和总结之根本,也是其超越时代的恒久意义之所在。

通过转变思维方式推动社会文明进程

通过转变思维方式来改变人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推动社会文明进程,这是哲学“改变世界”的另一重要方式。

人们常对哲学寄予不切实际的期待和希望,认为哲学将提供其他具体学科无法提供的更高级的“特等知识”或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方法”,这种观点所体现的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解释世界”的哲学观。但如果从“改变世界”这一哲学视角出发,我们就将自觉地放弃哲学的这种自我理解,并自觉到:通过“思想治疗”,揭示人们思维与观念中所存在的“病症”及其种种症候,改变人们看待事物的视角和眼光,转变人们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并以此为“改变世界”开辟现实的道路,是哲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在此问题上,伯林的概括颇为中肯:哲学家对世界的影响,“是通过改变看待问题的角度;是通过转移重点,通过置换、通过转换被迷惑者的视角,使他们看到以前看不到的差别,或者认识到他们曾十分强调的差别实际上并不存在,或是出自混乱或缺乏洞见”④等方式实现的。

通过转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进而“改变世界”,这一理解基于如下自觉认识:人之区别于自然存在物,在于其行为和生活,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社会历史,都深受人的观念和思想的影响,正如阿尔都塞所言,人是“意识形态”的动物。然而,人的观念和思想对人的行动、生活和社会历史的影响具有双面性或两重性:它既可能使人们变得更加理性和成熟,又可以把人带入迷乱和疯狂;既可能促进人的自由创造并因此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也可能成为僵化教条并因此阻滞社会的文明进步;既可能成为人逐渐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启蒙”力量,也可能试图让人停留于“幼稚”的“蒙昧”状态而成为“启蒙”的敌人。观念和思想所具有的这种双重效应,构成哲学所必须关注和回应的又一重要的“哲学性情境”,它要求哲学做出回答:如何“治疗”思想和观念的“病症”,防止和规避它对于人的行动、生活和社会历史所带来的风险和恶果,如何转换思维方式,使思想和观念成为推动人与社会不断文明进步的内在积极力量?毫无疑问,这既是一个“观念选择问题”,更是一个与“改造世界”相关的“生存实践问题”。

基于上述观点,我们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它为推动改革开放以来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并因此为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开启了先声。以它为肇始,改革开放40年来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思想力量,或者说,它为哲学通过观念变革与思维方式的变革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破除了障碍,打开了通道,使得通过观念变革与思维方式变革推动中国社会变革,成为哲学发挥其功能的重要“出场”方式之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一开始强调的是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点的认识论意义,但随着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深入,实践观点被人们进一步把握成为马克思哲学整个世界观的基本观点,并被确立为马克思哲学理解人、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等重大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取代“先验主义的本体化的思维方式”,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是一次具有范式性的哲学观念变革。40年过去,当越来越多的人把这视为不言自明甚至“稀松平常”的观点的时候,却遗忘了这一观念的变革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在当初所经历的艰难。这种艰难不仅源于纯粹观念的层面,更源于观念变革背后所牵动的社会现实变革。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以一种先验主义的本体化的思维方式,以教条主义的态度理解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变成了马克思所批判和否定的那种“应确立的状况……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的先验原则和抽象教条,并从这种先验原则和抽象教条出发,强制性地要求现实与之相适应,从而使这种社会主义完全失去了现实生活的基础;与此不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不再把先验的原则,而是把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人们的现实生活理解为“真实的存在”,认为后者才是对人而言的最为“源始的现象”,这是一次与“现象学还原”具有相似意义的重大转向:它把那些抽象的、先验的、本质主义的“终极实体”悬置起来,而把实践活动以及根源于实践活动的现实生活把握为自足的“事情本身”和无条件的、无需其他外在条件的、构成全部解释和证明“终端”的真实存在。正是在这种新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引导之下,我们才回到中国人和人类现实生活的坚实大地,才可能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才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才有可能获得合法性并在现实中成为可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可能摆脱“亵渎神圣原则”的污名而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主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小康社会”等话语及其实践才能告别虚幻空想的“天国”并贴近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等等。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换对于“改变世界”,即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进程具有特殊的意义。

实践思维方式对先验主义的本体化思维方式的超越,带来了一系列哲学观念的改变。在此仅以对人的“物化”观念的克服以及人类学思维方式的自觉为例说明这一点。这里所谓人的“物化”观念,意指一切把人当成客体、工具和手段的思维方式,它包括但不限于把人在资本逻辑控制和支配下的、把人视为商品、货币、资本的从属物这一意义上的“物化”,把人当成历史的工具、当成抽象观念的工具等等,实质都是把人当成如同物一样的、没有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的存在者。当我们把某种观念神圣化,把某种无人身的历史及其目的神圣化,并把人视为实现这种观念或历史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时,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物化思维方式。与此不同,人类学思维方式则要求把人视为内在的“价值主体”,把人的发展视为经济、社会和历史等一切领域的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处,把人的尊严和幸福视为这一切最为重要的价值目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着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市场经济与人的发展关系的哲学反省,以及对文化哲学、价值哲学、发展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等的探索,都从各个维度彰显了人的生命存在不可还原和被抽象力量所消解的目的性、丰富性和具体性。

哲学的这种观念变革与思维方式转换,以一种特有的方式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进程。人的价值、权力和尊严,人的主体自我意识等这些曾长久遗忘的概念和话语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重新获得了活力,“以人为本”“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以人民为中心”等均被写进党和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家文件。不可否认,在此过程中,哲学以其特殊的方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启示我们:只要人们还在思想,通过改变理解世界的观点从而改变世界,哲学这一介入现实生活的方式就将永远被人们所需要。

通过对现实社会“矛盾”的反省推动世界的改变

众所周知,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做深刻反省,是马克思重要的理论贡献,正是通过这种分析,马克思哲学才成为“改变世界”、影响现代世界的伟大思想。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一书中,哈维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中“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劳动的社会价值与它的货币表现形式”“私人财产与资本主义国家”“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自由与控制”“资本与自然界的关系”等“资本社会”的各种矛盾,认为马克思所开辟的矛盾分析方法,为“投入战斗、对抗资本体制中所有其他形式的歧视、压迫和暴力压制”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量。⑤

这一事实启示我们:“矛盾分析”是哲学重要的工作方式,也是哲学“改变世界”、影响人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运用反思批判的眼光,透过事物的表象,解除种种虚假伪装掩饰和扭曲所造成的对“事情本身”所导致的遮蔽,从而引导人们“回到事情本身”,并因此推动人们采取合理的行动以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这是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体现。而要透过“表象”,解除“遮蔽”,一个重要策略是深入到对事物内在矛盾的分析和揭示中,并推动其超越“矛盾”,向新的可能性敞开空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把人从“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中摆脱出来,为人们自觉理解和揭示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打开了空间。

瓦解矛盾的、在绝对不相容的两极对立中思维,是前述先验主义的、本体化的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它“以抽象的有限的知性规定去把握理性的对象,并将抽象的同一性认作最高原则”⑥,而“按照有限规定的本性,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必须于两个相反的论断之中”,“肯定其一必真,而另一必错”⑦,它“仅坚执片面的知性规定,而排斥其反面……独断论坚持各分离的规定,当作固定的真理”⑧。在对待矛盾的双向度领域时,它把先验的本质规定作为绝对中心和终极尺度,来“统一”矛盾的另一极,以本质世界来统一现象世界,以超感性世界来统一感性世界,以真理世界来统一意见世界,以“自由”世界统一“非自由”世界,等等,构成其最基本的思维定向。

与此相反,实践活动恰恰是一种矛盾性的活动,自然性与自由性、感性与理性、因果性与目的性、被动性与受动性等矛盾性的因素和向度在实践活动中否定性地统一在一起,生成我们充满矛盾的、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对这些矛盾关系中任何一方的抽离,都将会使人的现实世界失去其现实性。这一点构成了人区别于其他存在者的独特之处,纯粹的自然物或纯粹的超自然物()都是无所谓“矛盾”和“悖论”的,前者是铁板一块的“死的物质”,后者是极端超越的神圣世界,单极性、单向性构成了其存在的基本特性,唯有“人的存在”及其世界充满矛盾性和悖论性。在此意义上,坚持实践观点,必然意味着超越两极对立的观点并坚持矛盾的观点。

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实践观点的上述思想内涵并没有完全被触及。但是它为逐渐展开这一思想内涵并显示这种理论效应准备了重要的前提。改革开放40年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所讨论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矛盾、资本的利用与资本的驯服的矛盾、个人主体性与共同体的矛盾、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矛盾、社会的分化与社会的统一性的矛盾等等,都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展开中并对于社会发展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重大问题,对它们的自觉反省,有力地提升了人们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自觉,并为“改变世界”,推动社会变革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举两例来说明这一点。

首先以“资本的利用”与“资本的驯化”的矛盾为例。随着以实践标准讨论为肇始的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曾被视为“万恶之源”的“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地位被重新评估和肯定,“彻底消灭资本”的主张和做法被“利用资本”的立场所取代。“资本的利用”以及以此为重要前提的“市场经济”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策略。而且,围绕着市场经济对于摆脱人的依附关系,推动个人的独立性所具有的重大积极意义,或者说,对于市场经济在“经济之外”所内蕴的价值规范内涵,人们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另一方面,“资本逻辑”自身固有的扩张和膨胀倾向以及它对经济生活之外的其他领域所具有的“总体性”渗透和操控本性,却又使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意义危机、自由丧失等韦伯以来的社会理论家、思想家揭示的社会病症显露出来,“抽象对人的统治”成为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威胁,在此情况下,如何“驯服资本”也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凸显出来。“资本的利用”与“资本的驯服”于是成为现实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对尖锐的矛盾。正是在对此矛盾的反思中,围绕如何在这一矛盾的张力中重构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性”,学者们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深入研究,尤其在对资本逻辑限度的反省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应该说,这些工作一方面是对中国社会“新型现代性”的实践的回应,又反过来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这一实践。

再如“个人主体性”与“共同体”矛盾。20世纪80年代的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将“主体性”把握为马克思哲学重大的思想理念和理论原则,它要求承认和发挥主体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使之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源泉,要求一切都要经过理性的反思和省察,在主体的批判性眼光面前证明自己的存在合法性;要求确证个人的“存在价值和权力”,而不是把人作为达成自己目的的手段,等等。这一切深层地体现了为中国现代性建构奠定价值规范基础的努力,与80年代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时代精神有着内在的呼应关系,为唤醒人的主体自我意识,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是,随着现代性进程的深化,“主体性”原则所具有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逐渐显露出来,如“主体中心”与“自然的价值”“个人自由”与“社会团结”“个体性”与“共在性”“自我”与“他人”等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如何超越主体性原则内蕴的“对象性逻辑”,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性”而非“对象性”关系成为当务之急。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通过对马克思哲学关于人历史发展三阶段学说的阐发,对其“自由个性”思想的研究,寻求“个体”与“类性”内在地统一,从而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拓展和重构“主体性”的内涵;一些学者对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的考察,并融合西方“主体间”性思想成果,寻求个人与共同体矛盾的辩证和解的可能性;还有一些学者从马克思哲学的相关思想出发,结合当代哲学的重要成果,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等等。很显然,哲学中所做的这些探索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性建构进程日渐深入和复杂这一现实情境是密切相关的,它对于在充分吸取现代性成果的前提下,避免西方现代性的弊端和陷阱,不断调整我们现代性的目标和途径,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通过对现实社会内在矛盾的反省,从而影响社会发展,这种哲学“改变世界”的方式体现着马克思哲学的灵魂,尤其随着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哲学这种切入现实生活的方式将获得更大的思想空间。发挥哲学的理性反思功能,研究和探讨这一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根本特点和内在趋向,为不断克服和超越这一矛盾提供思想力量,在此过程中,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也将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3页。

③巴迪欧:《当下的哲学》,吴冠军、蓝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

④伯林:《现实感》,潘荣荣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⑤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许瑞宋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330页。

⑥⑦⑧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9101101页。

(原载《江海学刊》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