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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总论

【杨洪源】哲学何以成为思想中把握的时代——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重要事件再考察

 

在哲学的诸多定义中, 关于真理的科学或者对真理的追求, 是人们普遍较为认可的结论。此处的“真理”, 显然不是从直观经验出发就能得出的所谓关于外部客观世界的反映, 而是超越经验常识的思考, 是在思想中对时代的把握。事实上, 哲学与其所处时代的互动关系, 始终是每个时代的哲学家都不可回避的重大思想议题。哲学本身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 因而与时代变革休戚相关。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 因此, 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 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 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 (P220) 这个论断充分表明, 哲学家和哲学理论工作者研究哲学体系在其内部逻辑演进过程的同时, 更要探究哲学外化并作用于现实世界的过程。也就是说, 哲学究竟以关注怎样的重大时代问题的方式, 引领和指导人们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活动。

20世纪70年代末, 在中国思想界和理论界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亦称“真理标准大讨论”) , 充分印证了马克思的上述论断。这场思想运动不仅为哲学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转变, 而且还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为改革开放的进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发生的全部重大哲学事件, 都是改革开放的先声, 都可以视为哲学与时代互动的典范, 在改革开放已历40年的今天, 重温这些事件的时代背景、问世历程和具体内容等, 仍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重要事件

按照通常的理解, 由基本的或主要的哲学问题引起的, 有哲学家和哲学理论工作者广泛参与的, 对特定时代的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或在未来时期可能引导哲学取得重大进展的事件、活动和事实, 统称为哲学事件, 包括关于重大哲学问题和基本哲学命题的讨论、围绕其开展的主要学术活动、对重要哲学思潮所做的反思或批判、重要哲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重要哲学出版物的问世和与哲学研究相关的重要学术组织的建立等。一言以蔽之, 哲学事件就是哲学的特定发展阶段或某个哲学思想背后的“故事”。可见, 哲学事件既是哲学发展的特殊背景和必要条件, 又是人们理解特定哲学思想的形成及发展的重要线索。

这里很清楚,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来展开的, 因而能够归到哲学事件这个范畴。同样, 围绕这场思想运动开展的主要学术活动, 诸如《光明日报》编辑部于1978511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197871724日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院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主办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全国性研讨会, 新华出版社于19797月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通俗讲话) (以下简称为“通俗讲话”) 一书亦不例外。“通俗讲话”等, 也都可以看作哲学事件。

在上述哲学事件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作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揭幕者”, 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 是同一时期其他任何学术活动或出版物都无法比拟的。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活动或出版物在这场大讨论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 正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普遍参与, 才使得这场大讨论成为影响深远的重大哲学事件。就“通俗讲话”这本小册子而言, 不应因其讨论命题的常识化、写作风格的通俗性、论述逻辑的简明直接等, 而断然将它排除出哲学事件之外。相反, 应当看到它在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影响力普及到基层民众方面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该书是当时全国最畅销的图书之一, 它前后共印刷2300多万册, 光是解放军在全军范围内进行“讨论补课”就将它作为教材翻印了500多万册。[2]各地 () 、县报纸普遍转载, 部分省 (直辖市) 报纸也纷纷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地方广播电台在黄金时段反复播放这本小册子中的内容, 听众总量数以亿计, 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被人们誉为“新时期的‘大众哲学’”。仅从产生的实际影响力这一点出发, 就可以直接将“通俗讲话”单独归为重大哲学事件的行列, 而非重大哲学事件的组成要素。

在将“通俗讲话”归为哲学事件后, 接下来就要探讨它的时代背景, 以更好地理解它能够发挥如此巨大作用的原因。我们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它反映着理论同实践的关系的一个方面, 本来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常识。那么, 这样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 为何能在亿万民众心底掀起一场思想解放的“巨浪”?这只有从特定的社会实践的历史背景上才能得到理解。另一方面, 在因社会变革的需要而将哲学推向如此瞩目地位的同时, 具体的历史背景也制约着历史见证者的视域。当时的人们对破除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的热情, 远远超过了对哲学基本原理的普遍关注, 这就更要求我们对当时的时代背景有较为完整而清晰的把握。

根据既定的结论,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出于新形势下思想“拨乱反正”的需要而进行的反对“两个凡是”错误思想路线的斗争。这个立足于整个社会发展高度的结论无疑是准确的, 但往往又会给后人即历史的未经历者理解这段历史带来一定的困难, 甚至形成这样的错觉:正确的思想能够轻而易举地战胜错误的思想。至于错误的思想究竟错在何处, 正确的思想如何被人们所接受等, 都是未经历者无从感知的。某个特定思想在刚刚诞生时, 很可能无法为人们接受, 也无从辨识正误。可以把正确的思想终究会战胜错误的思想视为前提, 但前提只是包含可能性, 也就是包含潜在的必然性和现实性, 它要转化为现实和必然还有短暂或漫长的历程。比如, 马克思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思想论战和实践斗争, 才消除蒲鲁东主义在罗曼语地区的影响。这样看来, 我们决计不能只接受正确思想的形式, 还要理解它的作为本质的内容本身, 包括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在内, 从而在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基础上达到对现实的准确理解。当然, 在描述特定思想的时代背景方面, 也不能只采取宏观叙事, 而是注重微观叙事。从哲学事件的角度来探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各种具体事件, 也应当如此。

回溯“通俗讲话”的时代背景, 尤为需要引入革命导师这个概念。革命导师有着极高的甚至绝对的权威, 他们讲过的话及其着作中的内容, 哪怕是只言片语, 都会被绝大多数人直接等同于真理。可是, 革命导师所讲的话必然有其特定的社会境遇。用今天的一个普遍共识来说, 任何理论都是它所处时代的产物, 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由此, 必然引申出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对于革命导师讲过的话, 是必须生搬硬套, 还是从实际出发, 在完整准确地理解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加以运用?质言之, 就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一旦处理不好这个问题, 势必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例如, 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盛行, 把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变为宗教信条, 将革命导师变为顶礼膜拜的神像;在判断是非曲直和思考具体问题时思想僵化, 只是一味照搬照抄, 而不是从实际出发, 接受实践的检验;在遭逢现实问题时畏首畏尾, 不敢坚持真理;更有甚者全然不顾现实发生的各种变化, 固守革命导师说过的只言片语, 不假思索地句句照搬, 把坚持实践标准妄加定性为“砍旗”的“弥天大罪”, 等等。不只是如此。强调实践标准在当时不可避免地被误解为一元论, 从而使人们产生关于它的根本质疑: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是否会贬低理论乃至思想的重要性, 是否会进一步引起对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怀疑?

更为重要的是,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时期总任务亟须解放思想。当时面临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 包括如何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金等, 根本无法在革命导师的着作中找到现成答案。如果凡是革命导师说过的话都必须照办, 那么, 这是否就意味着他们没有说过的话 (如实现四个现代化) 就不能做?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解决上述新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解放思想。只有这样, 人们才能敢于说真话, 敢于说心里话;才能做到从实际出发, 根据现实的具体情况逐一解决。这样看来, 人们在真理标准问题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发生的争论, 绝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总而言之, 时代变革在呼唤思想解放和哲学出场的同时, 也使得当时的人们更多地倾注于以某个哲学命题为代表, 破除思想的束缚, 而不是这个哲学命题本身的形式。

二、“参与”思想解放的历程

以上讨论的时代背景是整个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背景, 是“通俗讲话”的“大背景”。我们还需要阐述其具体的“小背景”, 要将与之相关的其他哲学事件梳理清楚, 进而引出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重大哲学事件的问世历程, 表明哲学如何在思想中把握时代和时代精神。

张德成以笔名“张成”发表的《标准只有一个》一文, 尽管只有1000多字, 但字字珠玑。该文在区分真理和真理的标准的前提下, 指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决不能直接推论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强调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 即人类的社会实践。在收到此文的几十封反对信后, 《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邢贲思撰写《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一文, 对当时的两种主要观点———真理的标准应当是实践和马克思主义;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的标准就是对它的贬低与侮辱———作了解释和回应。1978511,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正式刊发。624, 《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评论员文章, 从理论的角度系统回应对实践作为真理唯一标准提出的诸多质疑与责难, 包括不可知论、怀疑论以及其他哲学怪论。

与此同时, 国内理论界纷纷组织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786月和7,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 共同先后组织召开两次百人以上规模的全国性理论研讨会。与会学者们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论证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正确性;辨析了重新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原因及意义;指出了在真理标准问题上产生疑问的原因就在于将不同的问题混淆起来, 或者将相互联系着的原理割裂和对立开来, 诸如将理论的指导作用与实践标准对立起来、将认识的条件和方法与检验真理的手段混淆起来, 将逻辑证明与实践检验对立起来, 将知识的相对性原理与相对主义混淆起来等;讨论了如何说明理论的指导作用和实践标准之间的具体关系, 历史的实践和当前的实践之于检验真理的不同作用, 实践标准与逻辑证明的关系, 实践标准与确定性和不确定的问题, 等等。[3][4]上述两次理论研讨会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深入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起着重要的作用。一石激起千层浪, 全国各地理论界纷纷召开真理标准的讨论会, 部分会议还邀请参加过上述两次理论研讨会的代表传达会议情况。

《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不仅对上述会议作了深度报道, 还在1978年第79期上连续刊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答读者问”专栏, 学者们并未采用纯粹的概念辨析和抽象的逻辑推演等方式, 而是用大众化的语言深入浅出地摆事实、讲道理。这种处理方式无疑对引导基层民众转变认识从而解放思想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是由于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立场坚定、观点鲜明和方法得当, 《哲学研究》杂志的威信大增, 在当时一度达到200多万份的发行量。此后, 《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还主编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集》上、下册,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别于19795月和10月出版, 仅初版就印刷发行5万多册。《国内哲学动态》 (《哲学动态》前身) 也于19791月正式复刊,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内部刊物变为公开发行的刊物, 并在其初刊号中对整个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涉及的基本问题和主要观点作了系统性的综述。[5]

从学术问题上升为现实问题, 进而演化为思想解放运动,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普及, 注定不会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 更不是理论工作者开展若干极具影响力的学术活动便能一蹴而就的。从根本上说, 这场运动的深远影响力绝非只凭一篇文章就能达到, 而是解放思想以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然需要。在当时, 有的地方直到最后时刻还以“不急”和“看看再说”的态度来对待这关涉思想解放的根本性问题, 甚至还出现了地方性的“两个凡是”。为此, 中宣部召开会议, 提出在实现普遍真理同社会实践相结合, 即实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相结合的过程中, 力争让思想理论宣传工作走在其他实际工作的前面;提出大力推进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并且把关于它的宣传推广到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去。在这种情况下, 新华社地方广播组进行了多次讨论, 决定效仿艾思奇《大众哲学》一书, 邀请专业的理论工作者将真理标准问题作通俗表述, 以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听清读懂, 充分了解这场大讨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当时理论界的重要地位, 以及在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发挥的重要作用, 新华社地方广播组的赵慎应和蒋涵箴走访哲学所, 同赵凤岐、夏澍、蒋国田、陈中立、董谊思等人召开会议, 最终讨论确定24篇讲话和每篇不超过1500字的写作方案, 以适应地方广播的特点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接受能力。具体内容包括: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原因和重要意义;真理的客观性;发现和掌握真理的方式;检验真理的标准;检验真理的过程;真理和有用的理论的区别;“句句是真理, 一句顶一万句”的错误性;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尊重实践和坚持实践第一;思想解放潮流的不可阻挡性;坚持实践标准的现实意义, 等等。这一通俗讲话在播出后, 立即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极大反响, 最终在广大受众的要求下结册, 19797月由当时刚刚成立的新华出版社出版, 成为该社建立以来出版的第一本书。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通俗讲话”之外, 在此之前 (197811) 还有一个真理标准问题的“理论版”, 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学习》节目广播《理论和实践问题广播讲座》。这个“理论版”将真理标准问题涉及的主要观点系统地整合起来, 分为十三讲播出, 与“通俗讲话”相得益彰, 共同推动了整个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发展。

三、把握哲学表示的时代精神之精华

综观哲学事件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作用, 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它们以大众化为切入点,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的统一, 彰显出真正的哲学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这一根本特质。回顾和反思这些哲学事件, 给我们带来的首要启示是如何正确把握哲学与时代的关系。

自近代西方启蒙运动以降, 历史进化论的时代观, 即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念的进步意识, 逐渐成为主流。相应地, 人们把时代看作走向进步的历史环节, 它不仅意味着不断解决问题而与过去决裂的历史进步, 还意味着不断面临新问题而在通向未来的过程中包含的各种可能性。如此一来, 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 就演变为哲学的历史性从而哲学的本质问题。进言之, 追问哲学与时代的关系, 关涉当前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重要前提。只有在追问上述问题的过程中, 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质。否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很可能由于缺乏根基而沦为空谈。

表面看来, 哲学的历史性本身包含着一个内在的矛盾, 也就是真理的永恒性与历史的暂时性之间的矛盾。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 可以追溯至黑格尔。黑格尔认为, 他之前的哲学家大多将哲学的产生归结为人的头脑或神的启示, 与它所处的具体时代无关。作为哲学目的的真理, 由于超越时代而具有永恒性。于是, 就会产生这样的矛盾:若以真理的永恒性为前提, 则真理不会展开为变化无常的范围而形成历史;若把历史“讲述”的东西理解为只在一个时代存在、而在另一个时代被其他东西取代的事物, 那么, 在这样的历史中必然不会发现真理, 因为真理绝不会消逝。

黑格尔不仅以上述方式表述这个矛盾, 而且从哲学与时代的内在关系出发来消解它。他指出, 哲学在同时代和时代精神的关系上, 表征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从内容上看, 作为一个时代精神的思维和认识, 哲学在本质上是时代的产物, 要受外在历史条件的支配。思想虽然摧毁了外在的必然性并意识到自身处境, 但还没有达到完全的现实性。在一般情况下,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只有达到一定阶段才会产生哲学。这种产生同时也是消灭:“当哲学自身产生出来时, 是以自然的阶段作为它加以否定的出发点的。哲学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出发:即当一个民族的精神已经从原始生活的蒙昧混沌境界中挣扎出来了, 并同样当它超出了欲望私利的观点, 离开了追求个人目的的时候。”[6] (P54) 而从形式上看, 哲学作为知识, 即对时代精神实质的思考, 是以这个实质为对象的。而时代精神的实质又是普遍精神在一定阶段上的特殊表现。这样一来, 哲学便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贯穿于一切时代中的普遍精神, 从而能够超越特定的时代, 成为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

由此可见, 黑格尔是在时代精神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相统一这个前提下, 强调了哲学的重要性。当然, 这种超越性的限度仍在于解释世界, 是在现实世界已经改变的基础上所作的体系化形式的解释。诚如黑格尔所言, 哲学在教导世界应当如何存在时总是“来得很迟”:“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 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自身之后, 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现的。这就是说, 直到现实成熟了, 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 并在把握了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 才把它建成为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7] (P14-15)

借鉴黑格尔的上述理解, 马克思虽然在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上也强调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重要性, 但是突破了黑格尔哲学的局限性, 更注重哲学冲破单纯解释现实世界形成的封闭体系, 实现改变现实世界的作用。如果说黑格尔旨在说明“密涅瓦的猫头鹰”要在“高卢雄鸡的鸣叫”之后才能起飞, 让哲学去把握法国大革命开启的世界历史新时代的精神, 那么, 马克思则认为法国革命的时代精神本身就已经构成一种新的哲学, “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 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8] (P18) 。这种真正的哲学冲破了封闭体系的“外壳”, 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屹立于世。“各种外部表现证明, 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 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 哲学正在世界化, 而世界正在哲学化。”[9] (P220) 上述意义上的哲学不再是充斥着各种晦涩语言的封闭系统, 也不再是现实性与超越性相统一基础上形成的静态逻辑架构, 而是开放的结构递换与动态的内容更迭。

马克思深刻认识到, 在本质上作为人与世界关系的活动的实践, 是重新把握和理解哲学与时代关系的重要环节。这里的实践准确地说是历史性实践, 究其实, 包括哲学在内的人的全部思维及其形式具不具有客观的真理性, 从根本上说绝非理论问题, 而是实践问题。马克思对此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自己思维的此岸性。”[8] (P500) 然而,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前关于哲学与时代关系的诸多认识, 普遍将其归结为理论问题而不是实践问题, 且存在极度抽象的还原论倾向。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皆是如此, 它们在以哲学的方式观照时代、把握社会历史时, 都先将形形色色的经验事实抽象为物质和意识这两类, 再进行二度抽象。准此产生的建构哲学体系的一般方式是:确立先验的基本原则—选择核心概念或基本判断—作概念或判断间推演—得出结论。这样一个静态的、僵死的逻辑架构, 无疑是对实践的极大限制和阻碍, 因为它把全部实践发展的结果都归结为不断证明既有结论的注脚。其中, 唯心主义只强调主观性或能动性原则, 从观念或自我出发来构建体系, 用它们的发展来规范人与社会的发展, 并以此说明实践。而旧唯物主义则只坚持客观性或直观性原则, 以纯粹的物质为起点来建构体系, 用它的发展来规范人与社会的发展, 以此来诠释实践, 并将认识理解为简单的反映论。

与上述纯理论化的处理方式和还原论倾向不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在“倾听”实践的“呼声”, 将“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同时也是人与其所处的现实世界的关系”, 理解为随着实践的进程而不断改变自身形式的生成过程。除了从实践出发来说明物质之外, 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将人类实践已经达到的范围看作人与社会发展程度的决定因素。实践格局的时代性转换, 将必然导致新的哲学结构的更迭。与之相适应, 哲学的功能和哲学家的社会角色也会发生变化, 即不再局限于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是真正去改变世界。

秉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质, “通俗讲话”从实践的维度解答了哲学的历史性问题。它以阐释真理的客观性为起点, 论证作为唯一标准的实践对真理的检验过程就是发展真理的过程, 并以此来否定和纠正真理的永恒性这个错误观点。例如:“凡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看法和想法, 都不能称为真理。这就是说, 真理是客观的, 不是谁想怎么说, 就都能成为真理。”[10] (P8) “我们说, 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 这种检验, 往往不是检验一次就能完成的, 而是要经过多次的反复, 也就是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 也就是修正错误、发展真理的过程。”[10] (P24) 这些论点看似通俗浅显, 实则包含着关于哲学的本质的“大道理”。“通俗讲话”通篇贯穿着一条“红线”, 即坚持实事求是和大胆解放思想, 而这是当时的社会实践昭示的时代精神所在。正是基于实践发展的需要, 在思想中把握到了上述时代精神, “通俗讲话”才能产生如此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力。仅凭贴近大众的通俗语言风格, 而没有契合时代精神以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 必然无法达成上述结果。

历史一再表明,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大发展的时代。包括“通俗讲话”在内的整个真理标准大讨论, 在把握了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这个时代精神之后, 使哲学事件最终演化为哲学观的变革。它直接影响着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对实践问题的持续关注, 经由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选择论与反应论之争, 开启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建构。后者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巨大变迁过程中, 无疑起到了改革的“开路先锋”和“破冰船”的作用。

时间推续到21世纪的今天,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改革创新也已成为时代精神的核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11] (P4) 此时, 哲学以切中现实和改革创新的面貌出场, 必须紧扣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的历史性实践与指导思想, 这也是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众所周知,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包含各种不同阶段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人的历史性实践活动会不断向前推进, 从而使得在特定历史阶段中概括、凝练出新理论的重要性, 愈发凸显出来。按照这种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性实践, 其展开过程应当始终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以及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相伴相随。因此,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 从根本上离不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这一判断同时也是我们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对所处时代的准确理解。在这个时代中产生的和需要的真正哲学, 必然构筑于如下基石之上:认真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把握其精髓及要义, 从而深刻理解新时代本身以及它的性质和转变。如若不然, 就只会产生脱离时代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背道而驰的经验哲学。

四、实现哲学思维和民族思维的融合

如果说前文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维度, 反思和对照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哲学事件带来的启示, 那么, 接下来就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大众化来阐释这一问题。这种探讨模式看似宏大和老套, 且极容易陷入空洞的循环叙述, 但“旧瓶”中所装的“新酒”才是关键。不断对已有定论的基本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 不正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典型特质和根本魅力所在吗?

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出发, 不难发现哲学的时代化、民族化和大众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一个命题的不同侧面。准确地说, 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就是哲学的历史方位问题。换句话说, 哲学在历史发展中的特定位置。这个特定位置既是时间的, 又是空间的。时间赋予哲学以发展的各种可能的空间, 空间则将哲学发展的结果在形式上固定下来。对于已经世界化的哲学而言, 其空间位置即为它在特定民族的具体表述。在黑格尔生活的普鲁士王国, 就是让哲学说“德语”;在当今中国, 就是让哲学讲“汉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大众化, 最直白的一种解释就是:用中国人的日常语言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蕴含的深邃思想。

哲学与语言在本质上都是人类思维活动的产物, 从而为这两者的结合提供了可能性, 这一点不难理解。难的是如何发现可能性中包含的必然性。在实现哲学思维和民族思维融合的过程中, “言不尽意”或“言过其实”可谓是常态。把握好“言”“意”的关键在于, 找到这两者之间具体的内在一致性, 将叙述形式中包含的内容与试图表达的思想“无缝对接”起来。不仅如此, 哲学的理性逻辑给人们的理解上带来的“沟壑”, 很容易就会被感性直观的语言表达填平。在这一方面, 马克思无疑起到了典范作用, 并且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特色。他在《资本论》中经常“引经据典”, 信手拈来诸多神话故事, 旁征博引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等文学巨匠的作品, 运用隐喻的手法来诠释具体观点。在此凡举一二。

为了深刻地阐释机器的否定辩证法, 描绘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下工人的劳动状态, 马克思借用了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大纲》中使用的“息息法斯的苦刑”这一古希腊神话典故。相传, 科林斯国王息息法斯惯于玩弄诡计, 甚至欺骗神灵, 最终因惹怒众神而被罚这样一种苦役:推滚一块巨石上山, 但每当就要到达山顶时, 巨石就会重新滚回山下, 不得不重新开始。如此反复, 永无止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同样存在相似的场景。随着机器在工业生产中的大量使用, 工人被固定在生产流水线的特定位置上, 一遍一遍地重复同一个简单的机械过程。这样的劳动重负, 不正如同巨石一般反复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吗?

在马克思看来, 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 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为折磨人的手段。在息息法斯式苦刑的工作状态下, 工人的神经系统受损, 其肌肉的多方面运动也受限, 进而被夺去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不仅如此, 息息法斯式的苦刑使工人身陷一座“人间地狱”, 一个类似于但丁笔下的地狱的世俗形态, 甚至比后者还为严重。假使但丁还活着, 恐怕会发现他想象的最残酷的地狱也赶不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场景:“一大群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各种各样的工人, 争先恐后地向我们拥来, 简直比被杀者的鬼魂向奥德赛拥去还要厉害。即使不去参看他们腋下夹着的蓝皮书, 我们也可以一眼看出他们劳动过度。”[12] (P294)

由此可见, 运用人们所熟知的神话、俗语、谚语等来阐述哲学观点, 不失为实现哲学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的有效形式。这样的做法在“通俗讲话”中随处可见。例如, 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显然要以辨明实践与真理的内涵为起点。从字面上很容易得出这样的认识:真理就是真的、合乎实际的认识。为了形象地说明真理的这一定义, “通俗讲话”借用了《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孙悟空七十二变, 虽然也可以说是反映了人们的愿望, 但那终究不是真理, 因为不管是人还是猴子, 都不可能想变什么就变什么。”[13] (P8) 通俗讲话”中还指出, 从真理的定义可以直接推导出它的客观性:真理必须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 这表明实现真理的客观性既要有客观存在的事物, 又要使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要正确。

诚然, 通过日常语言诠释哲学思想具有诸多益处。可如果运用不好, 也容易导致严重的后果。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将表达哲学思想的方式复杂化了, 将其扩展为“语言的形式—语言的内容—哲学的思想”。一旦上述过程的某个中间环节出现断裂, 特别是语言的形式无法准确承载其内容时, 势必将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淖, 只追逐作为形式的各种修饰与辞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大众化的过程中, 形式主义同经验主义一道, 构成实现哲学思维与民族思维融合的“大敌”。它们轻则使哲学思想的阐释失去任何意义, 使哲学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失效, 重则给改造世界的社会运动带来灾难性的损害。大众化绝不意味着庸俗化。试想, 如果“通俗讲话”为博听众与读者注意而使用各种接地气的语言, 甚至夸夸其谈, 根本不再“讲事实, 摆道理”, 那么, 它必然达不到让真理标准大讨论“进人心、入人脑”的效果。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意识到形式主义给传播与发展整个马克思主义 (包括哲学) 带来的危害。面对法国工人党内部派系将思想沦为斗争工具的做法, 马克思甚至发出“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 (这些人所谓的) 马克思主义者”[13] (P586) 这样的怒斥。恩格斯则引用德国诗人海涅的名言“我种下了龙牙, 收获的却是跳蚤”, 来讽刺当时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说, 这一表述切合了马克思的思想精髓。“种龙牙”是古希腊神话中较为有名的一个。相传, 勇士卡德摩斯曾凭一己之力屠杀毒龙, 并在女神雅典娜的指引下, 将有毒的龙牙埋在地里。很快, 一群全副武装的战士从地里长了出来, 他们互相厮杀, 直到只剩下五个人才住手。后来, 在这五名“龙牙武士”的帮助下, 卡德摩斯建立了承载着人类文明的一座新城, 将它命名为忒拜城。英语俚语中至今还保留着“种龙牙” (sow dragons teeth) 的用法, 意指“引起争端”。由此不难发现, 恩格斯的本意为:马克思在他所处的时代掀起了足以引发人类思考自身命运的思想大论战, 从而能够像卡德摩斯那样得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设者;然而, 他收获的却是只关注作为形式的斗争或论战而忽视思想、如跳蚤一般上蹿下跳与人不停争论是否为正统的“狂热分子”。对此, 马克思又怎能不深恶痛绝呢?

思想本身始终重于作为其载体的形式。鉴于此, 我们需要在更深的层次上探究实现哲学思维与民族思维融合的方式, 甚至有必要做一些肯定性的前提批判。毋庸置疑,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大众化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长期发展的结果。然而, 当我们满足于这个前提式的结果, 并围绕它找出各种现实条件而停滞不前的时候, 只是在做类似于“存在即合理”的解释, 从而陷入由各种解释组成的循环论证。这种做法显然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背道而驰的。稍微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与中国式思维, 就会看到它们在历史观和辩证法方面具有一致性。例如, 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现实的个人视为历史的“剧中人”与“剧作者”, 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规律性;中国式思维强调个人作为“历史的人”应当学会把握贯穿于整个社会历史中的“道”, 以史为鉴、知古鉴今。再如, 《周易》阐述的一切事物都随着“时”与“位”的变化而变化, 不正是与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过程的解释如出一辙吗?

若循此再做进一步的考察, 就会发现一种更为“有趣”的高度相似性。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发展大致经历由创立唯物史观, 再到批判和改造辩证法, 最后实现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同样, 百余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大众化进程, 也包括从接受唯物史观到阐释矛盾辩证法和发展认识论这样的顺序。从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在《新青年》上译介唯物史观, 再到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 直至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等, 清晰地表征着上述发展路径。这一高度相似性的表象, 是由科学的思维过程决定的。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 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简化为从揭示规律到运用规律。

需要指出的是, 找到合适的方式以实现哲学思维和民族思维的结合, 只是中间环节, 远没有达到终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的最终目的在于其成果能够摆脱外部反思式的“学徒状态”, 形成“自我意识”或“自我主张”。“这个获得自我主张的一个最基本标志, 就是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能够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现象当中去, 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理解和把握, 来推进我们自身的哲学社会科学。”[14]40年前的“通俗讲话”承载着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时代精神, 深入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进程, 发出思想先导之声, 以大众能够接受的语言形式, 完成了我们自己的哲学的表达, 它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启示正在于此。以此为镜鉴, 当今中国的哲学, 一方面应当深入社会现实,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 给人们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的指导;另一方面, 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即它不仅仅是一些具体的路线、方针和策略, 而且是一种思想体系和基础理论的建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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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吴晓明.新时代的中国, 我们的哲学任务是什么?[EB/OL].复旦大学文化新闻网, 2007-10-31.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10)